近日有人大代表提議“六小時工作制”,引來連續幾日的輿論爭議。白領的累、加班的苦、農民工的難……太多的現實讓明眼人一看即知,現行的“八小時”都難以真正確保,何況是六小時呢?工作時間,也許不是硬規章能夠人為左右的,八小時甚至更少的工作時間,怎樣才會成為可能? 龔丹韻:即便是現行的八小時規定,為什么實際生活中也總是實行不了呢? 陸銘:因為真正決定工時長短的,是背后的經濟規律。在我們目前的發展階段,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,勞動者處于弱勢。你不想加班,你可以走人,老板根本不愁找不到人。僧多粥少,所以無論法律怎么寫,仍然會有大批勞動者為保住飯碗,不惜自愿加班。當然,近幾年因勞動力供給趨緊,情況有所改善。 此外,加班和收入低也有直接關系。經濟學中有一條勞動供給后彎曲線:當你的收入不高時,你愿意多勞多得;但是達到一定程度后,繼續提高工資水平,你反而會少勞動多休息。因此,想真正減少勞動時間,首先工資要提高到一定水平。中國目前工資水平較低,就會出現為掙錢自愿加班的局面。加上城鄉分割、地區發展不平衡、法律還不完善等諸多因素,客觀結果就是“一個愿打一個愿挨”。 當然,政策打一定的提前量是合理的,強制有條件的地區率先達到目標。其次也讓全社會知道這樣做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。如果大家都不認為工時應盡力縮短,勞動權益應得到保護,那么等發展水平真到了拐點,也改不過來了。 龔丹韻:法國曾經為緩解失業率,實施了一周35小時的工作時間,結果失業率不降反增,現在他們又企圖延長工作時間,引來一系列社會風波。工時長短,究竟對就業有什么影響? 陸銘:關鍵要看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有多高。當勞動供給質量達到一定水平,那么每天工作時間從10小時減少到8小時甚至6小時都是可能的。但目前中國處在全球化時代,現階段競爭主要靠的就是低勞動成本,這就面臨取怎樣的中間值合理的問題。當然我也反對連續加班,勞動者沒有分享到經濟收入,長遠看沒有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,經濟增長同樣不可持續。但不管怎樣,一下子走到6小時肯定不對,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根本沒有辦法支撐。 龔丹韻:發達國家縮短工時等一系列舉措,是怎樣一步步走來的? 陸銘: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,歐美等國發展到了一定階段,人口出生率開始下降,勞動供給逐漸不足,迎來了勞動供給和需求的變化節點,由此勞動者的弱勢地位有所好轉;其次,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也發生了轉變。資本相對充足、勞動力價格提高,對勞動者的教育要求越來越高,經濟增長方式由勞動密集型轉向了知識密集型。幾股合力下,勞動制度出現了一系列變化,美國的公平就業法案、國家干預等陸續浮出水面。七十年代以后,西方國家為了化解經濟危機,逐漸出現分化。英、美認為自由競爭才是出路;而法、德通過福利建設,加強國家干預,相信緩解社會矛盾才是出路。 現在,大家在全球化趨勢下都有所反思。美國出現兩個聲音,一個認為要繼續保持勞動市場上的競爭,甚至覺得中國做得比美國還好;另外一個聲音認為,不能光看產品的競爭力,美國國內矛盾在加劇,收入差距擴大、犯罪率提高、勞資矛盾激化,都是隱患。歐洲則是覺得福利制度好過頭了,導致失業率10%以上,流浪漢在那里曬太陽,長遠來講國家也沒有競爭力,一直想削減福利。 目前為止,哪種模式更高明,沒人能給出明確答案,我也覺得可能沒有答案。短期比較,美國模式經濟增長較快,但如果不只是看增長指標,歐洲也不差,他們的社會和諧度較高。有實證研究,歐洲人普遍生活得比美國人快樂,相對更少的醫療投入獲得了相對更高的健康水平?偟膩碚f,美國的變數在于社會是否和諧,歐洲的變數在于競爭力能否維持,這一模式是否可持續,F在誰也講不清楚,只能有待歷史去說話了。 龔丹韻:看來發達國家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可持續,那中國的路徑又在哪里? 陸銘:圍繞勞動力的各種爭議,難就難在它是一個“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競爭”。法國的“35小時”本質上是對的,如果全球一起縮減工時,那很好。問題是只有法國等少數國家在做。全球化背景下,國家間還面臨競爭,結果就是誰先做、誰先面臨困境。先做的前提是,你有信心,勞動工作時間短,但生產率高到足以支撐這一切。誰有這樣的實力?美國歐洲可能有,中國目前肯定沒有。我們規定8小時是合理的,目前全世界大多是8小時,等于全球一起在做?墒且坏┫茸叩6小時,那就危險了。 中國現在取美國和歐洲的中間值較妥,小步走、不停步,尤其要防止兩個極端。一個是只靠勞動密集型低成本競爭。如果經濟增長沒有帶來普通勞動者的福利提高,那增長是為了什么?只是扶持幾個富豪嗎?這個極端要防止。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勞動權益保護走得太急。我相信最后說了算的還是市場的力量。法律對生產率較高的沿海地區,也許比較管用,但整個中國的轉型不是一兩年的事,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。韓國、中國臺灣,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轉型也用了將近三十年。 龔丹韻:彈性工作制是否就是未來的發展趨勢? 陸銘:彈性工作制有一定適用范圍,比如自我雇傭、家庭作坊式企業、媒體、大學教師等。普遍推廣不切實際,因為絕大多數勞動者是風險規避的,不喜歡大幅度的收入波動。對高端的勞動者來說可能不錯,如作家、醫生等,但對低端勞動者來說就不是了,收入風險太大了。從全球看,工作越來越有彈性,就業的非正規化正成為趨勢。只能說這是應對全球勞動市場僵化出現的一種手段而已。 每個國家歷史、起點、背景不同,如何應對更好,有太多不能確定,但大方向還是講得清楚的:全球化趨勢下的國家競爭在加劇,技術進步將導致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下降。所以歸根結底,勞動供求的變化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、產業結構升級才是考慮勞動權益保護的基本條件。脫離經濟規律,隨意縮短勞動時間,勞動保障走得太急,只能流于紙上談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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